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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市場化是誰提出來的

2005年春,中國教育事業的地平線上,隱隱有風雷滾動。

這是“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被廢除的第100個年頭。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提出一個令人頗感苦澀的問題:“中國古代科舉尚且能大致體現社會公平,而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做不到嗎?”

早一年,聯合國主管教育權利事務的特別調查員來華考察,離開時,她拋下一句把所有聞者當場噎住的評價:“在保證教育權利方面,貴國連非洲的烏干達都不如!”

2005年2月,湖南省教委原黨委書記朱尚同等5位教育界老同志在媒體上聯合撰文追問中國教育公正問題,文章發出了空前尖銳的質問:“今天有錢有勢者的子女,進入好學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們都是考上的么?我們這么多教育工作者,對此是習以為常了,還是覺得汗顏?”

2005年3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教育公平:和諧社會的基石》的短評,文章引用了新出爐的《關于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報告》,指出清華、北大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招收的新生中,農村學生比例呈下滑趨勢。作者評價:“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擴大社會差距,那豈不是背離了初衷?”

2005春天的“兩會”,“教育公正”的呼聲與建言不絕于耳。最引人注目的當屬武漢大學博導洪可柱為領銜的31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春秋兩季高考”的改革建議。在廣州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洪代表再次峻言“沒有教育公平,便沒有和諧社會”!

教育行政當局受的壓力無疑格外巨大。教育部部長周濟近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多次表示“要把教育公平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來抓”。同時,他也指出:“要改變現狀,就要對教育投入、規劃、政策做進一步改革,這不單單是教育部門的事情,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三大不公”困擾教育

梳理人們當前對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種種質疑,大致有三大層面。

首先是城鄉受教育機會的不均衡——據國家相關課題組調查顯示,近年隨著學歷增加,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現在,城市人口擁有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的人數,分別是農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學者張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華20年來的招生情況,情況令人驚嘆:以1999年為例,兩校招收的本科生中農村學生只占 17.8%,與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近70%形成鮮明對比。

其次是國家名校招生指標對廣大“外省人”的不公。

對于普通國民來說,國家正義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學府公正地向各地國民敞開大門。但現實是,多數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學,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

至于這一招生指標如何產生?循何標準?很多大學校長自己也解釋不清。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紛紛提出“高招指標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視”,引起公眾熱切關注,《新京報》記者就此采訪了北大等幾所知名大學負責人,他們均承認招生指標確實存在各地不均衡現象,但問及“是否公平”時,卻大都含糊其辭了。

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稱,如果不定額分配的話,“西藏的學生就沒有辦法讀北大了”,現行制度“確保每個省都有最好的學生進入國家最好的大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是公平的”。

原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則說:“對于清華、北大、復旦這些國內頂尖高校來說,給一個省100個名額,給另一個省50個名額,哪個公平,這不好說,沒有一個絕對的衡量標準。”

相比起來,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的回答倒較為明確:“上海市對復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復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數相對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權限內,一般都會優先考慮高校所在地。

但公眾顯然并不認同校長們的觀點。《中國青年報》調查顯示,89.3%的人認為,目前全國重點大學招生指標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評指出:“這是以‘扶弱’之名,行‘濟強’之實。”

今春“兩會”上,來自湖北團的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關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議案中,對當下招生配額不公的具體情形,進行了一番精細的分析:

“據不完全統計,恢復高考制度20多年來,清華、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數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則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數兩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總人口7500萬人,北京市總人口1500萬人,相差5倍。即同等條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個招生指標,北京市卻擁有25個指標,這是多么嚴重的不公平!據統計,湖北省考生上清華、北大的平均分數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學者張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華”神話:在迄今為止的20多年間,清華大學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額始終超過蘇、皖、鄂、川4省總和,2001年則占其招生總數的18%,而當年北京高中畢業生數量只占全國總量的0.9%。結果必然是各地錄取比例和分數線的極大懸殊。

對此,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也指出:“所謂配額制,大多是偏向弱勢群體的,只有在中國當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顧強勢群體——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鄉差異與招生指標的不公正外,還有一種不公正,它是由各種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敗”相掛鉤。

朱尚同等“湖南教育界五老”觀察到,目前高校招生有幾類降分錄取:一是“定向生”,省屬院校可按規定的錄取線下降20分,收費“行情”不一,少則1.5萬元,有的重點名校高達10萬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公開的秘密,可這種假指標仍一年年由有關部門鄭重下達;二是“二級學院”,各校收費標準不一,大體3萬元左右,錄取線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專升本”,向專科生收費賣本科資格,一般在1萬元左右。簡而言之,如此行徑,就是 “賣考分”3個字而已。

不少家長還觀察到,高校招生中,常常讓“上線”人數多于最終錄取數,由此產生了很大的“靈活空間”,使具有特殊背景的考生優先進入;至于“機動指標”、“保送生”和各種“特長生”流向,往往不是一般平民子女。近年湖南省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學“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大面積“體育特長生”舞弊事件,都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教育不平等擴大階層鴻溝

“三大不公”當頭,無疑使貧民子女升學門檻大為提高,向上流動的障礙增大了。

上大學,現在不但要比較智力和勤奮,還要比較身份、戶口、關系網、財力。教育本應是推動社會公正的利器,為每個不分貧富貴賤的國民,提供改善命運的愿景,但面對“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卻黯淡了,它失去了傳統價值系統賦予其的道義色彩,反而造就與擴大了階層鴻溝。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4年7月28日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表明,目前我國處于社會優勢地位的階層,其子女職業繼承性明顯增強,調查數據表明:“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就此指出:戶籍、就業、人事這3個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會流動不暢,阻礙著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形成。

觀察家們還指出,中國經過10多年改革,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與之相比,中國教育的公平性卻在惡化。國民占有教育資源嚴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個人技能和勞動力資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會合理流動的最大障礙之一。

學者張玉林以諷刺的筆墨寫道:“近10年以來,當大中城市重點學校的教師可以前往‘新馬泰’旅游,從而展現城市中產階級的富足和瀟灑,無數遭受工資‘拖欠’的鄉村教師卻構成了各地上訪隊伍中令人矚目的群體。”

鄉村教師這支在傳統社會曾擔當社會整合作用的力量,現在卻向著“不穩定”的方向轉化,這顯然是一個“不祥的信號”。

“目前這樣一種不公平的教育資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學者陸學藝感嘆。學者朱學勤也指出: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理應對此前階段客觀存在的教育上的不公進行亡羊補牢,盡可能補救前衍,怎能再人為繼續擴大教育不公平現象呢?

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

我們不禁要問:是哪些制度性缺陷,造就了高教領域的不公平,使農家的孩子越來越難以考上大學,使外省青年越來越難以入讀大都會的名校,使富家子弟總能變著花樣混到文憑?

不少研究者指出,中國目前這種“教育不公”的體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城市優先取向”的思路殘余——

據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調查,2002年全社會的各項教育投資是5800多億元,其中用在占總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資占77%,而占總人口數60%以上的農村人口只獲得23%的教育投資。

相關資料顯示:城鄉分割辦學制度使農村兒童一開始就處于劣勢,從而使80%左右的農村適齡人口無緣參加高考。

此外,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國高等教育所獲公共資源竟遠遠多于基礎教育——為創辦所謂“一流高等學府”,上億財政撥款往往投給辦學條件已相當不錯的大學,而農村中小學校危險教室改造的經費,則要通過農民集資方式解決。這也就是說,為了造就堂皇體面的大學,其副產品可能正是鄉村中小學的凋敝!從數據上看,中國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平均公共教育經費之比為1∶1∶23,而美國為1∶3∶2。

還有觀察者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的教育和財政官員有種偏好,即人為制造“重點”。于是我們聽說這樣一種荒謬:一所普通中學不得不用10萬元的可支配經費,去面對130萬元的正常運轉需求;而它鄰近的重點中學卻可以得到1000多萬元的“教育現代化工程改造”撥款,與此相對應,在同一個城市,重點中學教職員工的收入,可能在相鄰普通中學的五六倍以上。

農村地區亦然。縣里大部分高中教育經費通常投向一兩所高中,力求培養幾個尖子,幾個狀元,結果“樹起一根桿,倒掉一大片”。也就是說,農村地區的教育,不僅承受了城市給予的不公正,還將這種不公正的模式可悲地復制到自己體內。

這一行為的邏輯是什么呢?最大可能性就是教育資源的掌控者們傾向于讓自家子女入讀名校、重點校,便合力使“扶富削弱”的風氣愈演愈烈。在某省,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財政部門向一所重點中學每年多撥款50萬元,以換取本系統子弟優先入學的機會。

在市場經濟時代,隨著農村勞動力廣泛流動和城市化加速,這種偏袒城市居民、刻意制造學校等級的教育政策顯然已失去現實合理性。

對此,中國政府顯然已有所意識,教育部日前表示,將把教育投入增加部分主要用于農村,從根本上促進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階段,將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國家助學體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的開端,但離問題的公正解決,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

觀察者指出:中國高校招生考試制度改革喊了近20年,直到1998年底,教育部才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并提出“用3年時間基本建成中國特色的招生考試制度”。此后,全國陸續形成包括“3+2”、“3+綜合”以及保送生“綜合能力測試”等多種招生考試。但是,改革一直沒有觸及非議最多的招生指標地域分配不公平等重大問題。

武漢大學洪可柱教授對《南風窗》直言,中國現行高考制度僅僅具備形式上的公平,但實際采取的是分省定額、劃線錄取的辦法,因此出現各省錄取率和分數線的極大差異,加劇了地區之間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平等,不利于當前和諧社會建設和中西部崛起的國家戰略。

洪教授尖銳地指出,國立大學是依靠全體人民納稅的政府財政來維持的,理應對全民平等開放。而現在,一些大學以幫助落后地區培養人才為借口,搞分數線差異,“其真實目的,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維護大城市的特權利益和小群體的特殊利益”。

對中國教育改革歷來存在的“虛幻性”,2005年元月毅然從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辭去教職的陳丹青教授在其辭職聲明中有這樣鞭辟入里的分析——

近期教改種種“藥方”,均移自西方先進經驗。然實行易,見效難,因西方體制背后的深層結構——學術自主、教育私立、市場機制等—— 中國無一具備,僅片面引進“教條”,一廂情愿強求,遂不免效顰畫虎,兩皆不似。而50年文化斷層、教育滯后、行政結構尾大不掉、知識儲備淺薄寡陋等歷史包袱,并無本質改換,兼以“藥、癥”同體之效,諸般教條如急火猛藥,過猶不及,尤添病源……

有人將教育體制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顯然,它已掩飾不了叢生的裂縫,也無法阻止多數人對此的質疑與抨擊。

警惕擴散到系統末梢的腐敗

制度的缺陷長期沒有糾正,自然滋生大量腐敗行為。

中國的教育腐敗發現得較晚,而規模頗大。可以說,形形色色的教育腐敗,把積累下來教育的不公正性推到令人難堪的新高度——它幾乎扯掉了人們曾尊敬的那件斯文長衫。

2004年,教育行業名列中紀委調查報告中的“五大腐敗重地”; 河南濮陽縣高考舞弊事件、中國音樂學院器樂系招生不正常事件、北航南寧招生“丑聞”……都使人深深擔憂中國教育的公正性。

研究者指出:一方面,由于歷史沿革,從50年代起,中國教育一直在絕對壟斷當中,不僅是辦學體制、管理體制,還是教育思想、教學內容都在嚴格控制之下;同時,由于財政來源多元化,令相對短缺的資源逐漸向特權階層傾斜,使國家教育離均衡的目標越來越遠。

亂相包括中小學的亂收費和亂辦學——所謂“興趣課”,“特色班”,“名校辦民校”,“二級學院”,無一不是大行蠶食公共利益。

對高校來說,近年在招生錄取、學科設置、物資采購、基建工程、干部聘任方面,貓膩也越來越多。

顯然,中國教育早就不是從前的“清水衙門”了。但相關的監督、制約措施卻沒及時跟進。使教育界對權力的制約落后于整個中國社會的改革進程。僅從一個小小數據就可以看出:據悉,中國不少高校,非教學的行政后勤人員竟然超過60%的比例。

另外,大多人還忽視了,教育的腐敗早已不僅存在于基建、招生這些較為明顯的環節。有教育界內部人士指出,腐敗早已滲透教材教輔的環節——對于逐利者來說,這里有一座超級大金礦。

據南洋教育集團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璽估計:每年全國中小學生在教材、教輔等項目上花費的錢突破1000億元。根據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輔回扣率約為30%左右,如按此比例,每年有300多億的回扣流入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負責人手中!

任先生還指出,據報道,10年來教育亂收費超過2000億人民幣。但這些亂收費項目,還沒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輔的回扣在內,如果加上這個數字,10年來的教育亂收費就應是5000億元了!

這一數字,足以養肥龐大的分利集團,并阻撓動真格的教育改革——這無疑是比5000億人民幣貪污浪費更可怕的事情。

“教育腐敗的實質在于權力失控。” 《望》周刊最近在探討“陜西省3年倒下7名廳級校長”問題時,如是結論。而結合上述教材回扣的問題,更應予注意的是,雖然高官腐敗奪人眼球,但最可怕的,乃是某種腐敗氣氛在整個系統內的彌漫,最后變成一種無形的、人人都默認的規則化運作。

假如每個班主任、課任教師都進入“售書提成”的環節,成為進入教室的“零售終端”,并享受提成帶來的好處,那么,所謂“師道尊嚴”何由確立?腐敗就會進入整個教育生活的血管與神經末梢!

所以,在記者看來,阻擊教育腐敗,最關鍵還不在于阻擊行為意義的個體腐敗,而是要阻擊可能正演變為規則本身的系統腐敗——比“害群之馬”更大的威脅是悄然流行的“馬瘟”。阻擊教育腐敗的目的,不僅在于恢復教育的公正性,更在于恢復古老的“師生之倫”:教師的“束修”應來自“傳道、授業、解惑”的努力,至于銷售教材與文具的“營業員工資”,則分文不應茍取!

讓教育議題重返時代重心

“教育公平”改革呼聲急——有許多值得聆聽、尊重和沉思的聲音:發自廣大的民間,發自富于良知和責任感的公民們的內心。

我們不應淡忘4年前那樁“高考學生起訴教育部”的訴訟,這一事件開啟了公民參與國家教育改革的先河——

2001年8月,山東省青島應屆高中畢業生欒倩等3人起訴教育部高招生計劃違憲。她們認為,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包含了平等權和受教育權,而教育部這一行政行為,根據地域對招生人數做了不同限定,從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內的廣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權。

這一訴訟雖以欒倩等人撤訴告終,卻在全國引起了極大震動。隨后,山東省宣布取消省內各地區的分數線差異——這是中國招生指標松動的開端。

4年之后,武漢大學教授洪可柱等31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了關于“改進高考制度”的建議,包含“取消地域指標,重點高校實行聯考,全國統一錄取分數線”等一系列內容。建議公布后,深得廣大民眾支持,一時各地報紙紛紛辟出專版討論。

開春以來,還有更多溫和或激進的改革呼聲在積聚,在回蕩。

湖南“教育界五老”建議:在國家預算法中規定,國家每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并應嚴格規定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恰當比例;

全國政協委員崔琳在今春“兩會”上提議:農民工子女上學收費應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公辦中小學要盡快成為吸收農民工子女上學的主渠道;

著名教育學者楊東平建議:大學應可分為國立、省立、市立,其中,國立大學向全國公平招生,地方高校可傾向當地生源。楊還認為中小學的“重點學校”制度完全違反義務教育法,造成強烈的擇校熱,應該停止。保送生、特長生、定向生、國防生、三好生加分等政策,也都應予取消。

以網上論政著稱的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應從農村開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完全免費制。

廣東民營教育家信力建先生則認為,只有建立至少省一級以上的公共財政,實現教育財政劃撥的整體均衡,才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教育或者國民教育。

呼聲較高的教育改革吁求還包括:

——建立中央財政對經濟困難地區義務教育的轉移支付制度;

——行政部門只能按照《憲法》和《教育法》對學校進行投入和宏觀規范,不能以政策方式進行具體干預和謀利;

——大學應實行政校分開的制度,鼓勵自由和創新的學術研究;

——改革高考方式和內容,壓縮考試科目、天數,增加高考次數,推行能力考試,減輕學生負擔,考試由民間機構組織,招生由大學自主;

——盡可能地利用社會資源辦大學,取消在高考招生、政策扶持等方面對民辦教育的歧視;

——進城務工農民的子女應在所在城市平等就學;

——立法規定社區參與義務教育學校的管理和監督……

要之,人們向教育制度大聲呼喚的,乃是一個嶄新的“公共性格”。即公平地供給、公正地選擇、公開地治理的新國民教育體系。

“教育的改革,關系到民族國家的深遠利益,有理由發動廣泛的社會力量來參與教育改革,吸收最大多數人的道德熱情、聰明才智,共同鑄造一個透明、法治的公共教育制度——和諧社會的理想就寓于其中。”洪可柱教授充滿激情地如是呼吁。

什么是教育改革中的市場化問題

教育市場化的問題是現實生活中的熱點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我國逐步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規則沖擊著社會生活中各個領域。

隨著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教育的需求也迅速提高,計劃經濟體制下確立的教育制度無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

舊的教育體制、教學模式等都受了廣泛的質疑。

教育行業是否應當進行市場化、如何進行市場化等問題成為教育體制理論研究的爭論焦點。

進一步加強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本文從教育市場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入手,主要分析了教育市場化的基本特征、我國教育制度現狀和教育制度改革思路等方面的問題,重點闡述了教育市場化的原因、意義、內容和具體方法。

本文最后得出結論,教育市場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政府應當采取有力措施積極推進教育市場化進程。

教育市場化是誰提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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